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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面临着高铁这个“浓缩社会”中个体与个体、群体与群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冲突和人际矛盾，不是简单设立了“静音车厢”“母婴车厢”就完事大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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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关于高铁乘客矛盾的话题在舆论场热度不减。多段高铁在巨大的投诉压力下，针对带小孩的乘客进行“预设式警告”，再次遭到带小孩乘客的投诉而被迫作出解释或道歉。在这样的复杂态势下，一种看起来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案被公众反复提及，即“特设车厢”。

“特设车厢”有比较成熟的运营案例和运营经验，荷兰、美国、澳大利亚铁路均设有“静音车厢”。“静音车厢”除要求乘客不与其他乘客交谈、不得接打电话和使用外放设备外，也提供“无声报站”等诸多静音服务。国内京沪段高铁的“静音车厢”的相关要求也与此类似，乘客在通过12306客户端和其他网络平台订票时，可根据自身意愿选择“静音车厢”的服务。

尽管在运行中，也存在乘客对“静音车厢”缺乏强制约束手段等抱怨，但“静音车厢”的运行整体是令大多数乘客感到方便和满意的。理论上，“特设车厢”也的确符合大多数人解决人际冲突矛盾的惯性思维，既然矛盾产生的表面原因是高铁车厢把利益冲突的人“凑”在了一起，那么把冲突的人分隔开来，矛盾不就解决了吗？

在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用简单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可行方案，同时又符合大多数人的认知，那么只要照葫芦画瓢地推而广之，不就化解了矛盾么？但如果回溯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不难发现，用简单思路解决复杂问题未必能带来理想的结果，在“推而广之”之前，公众显然要对“特设车厢”认知中普遍存在的一些误区进行更正和厘清。

从目前来说，国内外的“特设车厢”都是将“自愿履约”作为设立的法理依据。以“静音车厢”为例，乘坐这一车厢的乘客购买的车票及乘车的权利与其他乘客别无二致，但出于自愿原则选择了“静音车厢”这一服务，与铁路运营方也与其他选择这一服务的乘客达成了“全方位静音”的契约。在这一过程中乘客本身的权利并未改变，只是自愿履行附加契约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设立“静音车厢”后，所有希望得到相对安静环境的乘客都必须选择静音车厢，更不意味着“乘车时应尽量保持安静，不应打扰他人”的公共行为准则在普通车厢不复存在。不然，当乘客对乘车环境表示不满，批评和制止一些不文明行为，比如大声喧哗和接打电话、大声外放音乐时，难免有人跳出来说“想安静为什么不去静音车厢”。这显然违反了《铁路旅客运输规程》第七条规定的：“旅客享有自主选择旅客运输服务和公平交易的权利。铁路运输企业不得限定、强制旅客使用某项服务或者搭售商品。”

同理，最近讨论热烈的“母婴车厢”如果投入试运行，也应当遵循同一原则，“母婴车厢”是铁路运营方为带小孩的乘客提供的一项非增值服务，选择了这项服务的乘客可以享受诸如提供封闭哺乳空间等便利。但带小孩的乘客也不能被剥夺乘坐普通车厢的权利，“母婴车厢”是为带小孩的乘客提供更便利环境的非增值服务，而非“把吵闹/哭闹的小孩都赶到一个地方别吵着其他人”。

事实上，无论是已经试运行的“静音车厢”也好，呼之欲出的“母婴车厢”也罢，设立的依据都是“自愿履约”，无论乘客是否选择这一服务，乘客的乘坐权利都没有发生变化，同样，铁路运营方的承运义务也没有发生变化。

因此，面临着高铁这个“浓缩社会”中个体与个体、群体与群体之间复杂的利益冲突和人际矛盾，不是简单设立了“静音车厢”“母婴车厢”就完事大吉。决不能说乘客没有选择“静音车厢”服务，就必须无条件忍受高分贝短视频外放、大声喧哗和打电话，同样，也不能说带小孩的乘客在普通车厢与其他乘客发生冲突时，仅仅因为他没有选择“母婴车厢”这一服务，就不分青红皂白地请其去车厢连接处。简言之，高铁运营方作为管理者维护秩序、调节和化解矛盾的义务，并不因特设车厢的存在而发生变化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特设车厢的设立和存在的初衷，本来是在“自愿履约”的基础上，为乘客提供更好的个性化服务。但对设立“母婴车厢”呼声最强烈的群体，却并非带小孩的乘客，而是希望“一劳永逸”与小孩隔离的群体。由此，“特设车厢”的设立更应该在科学规划、细致调研的基础上，听取各方尤其是权益相关方的意见。

两千年前的汉朝人记录匈奴习俗“贵壮健，贱老弱”的时候，肯定是带着相当的文明和道德优越感的。而中行说对此给出的解释是“老弱不能斗”，从今天看来，“不能斗”三字真是意味深长。如果能不能“斗”越来越成为衡量个体社会价值的标准，那残酷的后现代丛林离我们也越来越近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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